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67周年。
在67年后回过头来看这场战争,结论应该更加客观、公正。而用世界目光去审视朝鲜战争,也往往能看得更全面、更透彻、更令人信服。
但不管站在什么立场上看朝鲜战争,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朝鲜战争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信念,真的可以战胜原子弹?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原子弹?
那场战史告诉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战史,不可改变。战史不会骗人。
当邱少云趴在被燃烧弹打着的草丛中,咬着牙把双手插进三千里江山肥沃的泥土中时;
当黄继光以他中国式的“马特洛索夫”的惊天一跃,扑向喷吐火蛇的敌人枪眼时;
当毕武斌驾驶中弹起火的轰炸机,义无反顾地扎向大和岛上的敌人阵地时;
当毛主席语气平缓地对彭德怀说,岸英只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搞特殊。把他和其他牺牲的志愿军同志一样,葬在朝鲜的土地上——
这场战争的结局,就已经不可改变地注定了。
抗美援朝为什么是中国军人留给对手的永久疼痛——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血肉之躯,抗击拥有数千架战机构成空中优势和一个师火力强过我两个军的强大对手,生生把狂妄叫嚣“让大炮的发言代替谈判”的敌人,打回到了板门店,最后逼着克拉克将军沮丧地说出了美国军人最不想说的一句话:
“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美国将军。”
而比他更沮丧的,是美国二战名将布莱德雷,对这场战争的美国式评价:“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从这些在无数刀口上舔过血的美国军人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足以反证:抗美援朝,是中国军人留给对手的永久疼痛。
这种疼痛,是作为军人,面对远比自己在精神上要强大得多的对手时的恼怒、无奈和绝望。
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些恼怒、无奈和绝望,还萦绕在参加过那场战争的美国老兵心头。他们多年后写下的战场记录,至今令人动容。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向世人讲述了一个关于英雄杨根思的故事。
在美军炮火猛烈轰击之后,战场寂静了。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的大兵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印有鹰踩地球军徽的海军陆战队军旗,插在了杨根思排的阵地上。这时,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尸堆中有人在蠕动!一个穿着大衣浑身是血的人,从倒下的战友丛中站了起来。他大衣下好像怀抱着什么东西。顿时,美国大兵的枪口全都瞄准了他。在他冲上来的那一刻,他们会把他那裹着大衣的身躯,打成一团蜂窝。但是,他并没有英勇地扑向敌群……而是……而是踉踉跄跄,扑向那面狰狞飘展的敌人的军旗!他扑向军旗的那一刹,拉响了怀中紧抱着的炸药包!然后,与敌人的军旗,同归于尽……
这位美国老兵的讲述,丰富了人们对英雄杨根思的认识。
与敌人的军旗同归于尽!这才是中国军人,这才是中国军魂。这才叫:他们将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即使他们也会遭受失败,但他们决不接受任何来自对手的羞辱!这样的中国军人,才会给对手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锥心之痛。
一场战争的得失,后人尽可以探讨;但一个民族的英雄,却永远不可商榷,更不可抹黑。英雄就是英雄,英雄是民族之灵,是民族精神的表征,是民族魂魄的载体。任何抹黑自己英雄的人都是卑鄙的。
特别是今天,当一场战争远去而新的战争幽灵又在国门外徘徊之际,当互联网使不明历史真相的人被各种互相冲突的信息包围撞击之际,我们该怎样看待和谈论这场战争?怎样评价和理解那些为我们今天云淡风清的生活,而穿越炮火硝烟生死线的英雄?这对于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渴望远离战争的人们,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严肃话题。因为,如何对待自己的英雄,是一个关乎国家存亡和民族存续的大课题。一个不尊重、不爱戴自己英雄的民族,将不会有人再为你而战,为你的生死存亡去贡献英雄的壮举。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作为地缘政治环境险峻复杂的大国,中国的周边始终潜伏着大大小小的危机。总有人想把战争的火药桶在中国的周边再次点燃,让中国人民被迫作出自己的抉择。历史告诉我们,战争从来不是单靠和平的意愿就能避免的。而赢得和平的最好办法,就是赢得战争,或者具备赢得战争的能力。
所幸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如我们的敌人所愿那样,在高速发展中放松自己的警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千钧之力反腐,使部分陷入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中昏沉的国人猛醒;有史以来最强军改,则正使我们这支从井冈山走来、爬雪山、过草地、历十四年艰苦抗战、经三年解放战争又三年抗美援朝、赢得三场边境战事的军队,重新迸发出威武之师、胜利之师的血性和胆气。这是军队之幸、民族之幸,亦是国家之幸。
为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的后来者,最高统帅“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不光是号令在全体官兵口中复诵,更是血液,在这支军队的脉管中奔流。
当“黄继光连”的官兵在晚点名时齐声替他们的英雄前辈答“到”,当航母驶向波涛万顷的大洋,当歼-20、运-20陆续飞进人民空军的战斗序列,这支曾经所向披靡的军队,正在用有形无形的信号,向所有潜在对手宣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让对手永久疼痛,是这支军队的永久光荣。
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托兰在《漫长的战斗》中指出:“朝鲜战争是美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战争,是在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爆发的。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5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
在朝鲜战争历史研究领域很有影响的美国学者艾伦·怀廷在《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一书中认为,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前夕正专注于解决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而中国的介入是由于中国安全受到现实威胁的结果。
美国学者乔纳森·波拉克通过对披露的新材料的研究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受形势支配的。他说,关于是否介入战争的争论在1950年10月份甚至在周恩来与印度大使潘尼迦著名的深夜会见后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到了10月13日,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再次权衡了中国介入的风险和代价之后,才重新确定有必要在朝鲜部署军队,因为如果中国军队不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就会受到明显的威胁。当美国决定越过“三八线”、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出现在中国东北边境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评论说:“刚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毛泽东,把杜鲁门的宣告视为反映出美国人害怕共产主义阴谋,色厉内荏;他把它解读为,美国开始想采取行动,扭转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得胜的局面。杜鲁门保护台湾,等于是支持美国仍然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国民党政府。美国逐步加强援助越南。北京视之为资本主义包围中国的行径。凡此种种加起来,都促使北京采取美方最不愿见到的措施。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作出相反的结论。”
美国《世界历史》杂志1995年第3期,在《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过程和依据》一文中指出:“6月26日,杜鲁门即下达了出动海军和空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以及派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的命令。杜鲁门还要约翰逊用电话通知麦克阿瑟,动用在远东的海、空军力量支援南朝鲜,但只能在“三八线”以南活动。会后,佩斯立即向麦克阿瑟下达作战命令:对“三八线”以南的“所有军事目标都可以出动空军”,“海军对所有海岸水域及港口可以自由采取行动”。这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就迈出了卷入战争的第一步,同时,也为中美之间的抗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还有必要指出,在美国总统和陆军部长的命令下达时,联合国安理会尚未开会通过所谓支援南朝鲜的决议案,美国国会也还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甚至没有任何表面的合法化。当然,白宫对此并不是不介意的。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如此评价朝鲜战争:“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联合国军”首任司令官、“二战”名将、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评价道: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熟练,充分。敌军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敌人步兵训练优良,小型武器和轻便装备充分,但几乎没有起支援作用的空军,而且大炮、高射炮、运输和交通设备等方面都特别缺乏。
“联合国军”第二任司令官李奇微是这样评论志愿军的:中国人在夜间进攻特别神秘莫测,不可思议。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行动。每个执行任务的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敌人以东方人特有的顽强精神奋力加固他们在山上的工事。中国人是勇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进攻。
李奇微把韩国军队与志愿军做了对比:“南朝鲜军队缺乏得力的领导,他们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国军队有非常大的畏惧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脚踏胶底鞋的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的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的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他们没有秩序,丢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越远越好。”
李奇微把美军与志愿军作了比较:(美军)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在同敌人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这支部队是这样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步行,不愿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
美第八军军长范佛里特对志愿军的评论是:“以个人而论,中国士兵是一个顽强的敌人。他们没有防弹背心,没有钢盔。他们只穿上军服,戴上军帽,踏着一双帆布鞋。他们携着步枪,腰上皮带配有二百粒子弹。他们携带数枚制造粗劣的手榴弹,粮食是用米和杂粮磨成粉状而成的,装在一条长管形布袋里,必要时可维持十几天。中国军队医疗设备简陋,万不能和我们的医疗队、前线救护站,以及完善的后方医院相比拟。但是,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奋不顾身的,有时甚至渗透到我们防线后方,令我们束手无策。”
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评论说:中国共军是一个幽灵,连个影子也没有。共军没有机械化部队,只好巧妙地实施徒步渗透,迂回包抄行动。敌人的行动比我们的行动意图更隐蔽。
前“联合国军”法国希尔将军说:我认为时下,一些人包括很多中国人,他们对韩战(朝鲜战争)的看法简直就是在胡说。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当时的对手是谁。“鸭绿江的冬季战役,我的部队一次战役下来,损失惨重,我从士兵眼神中,看到的不是怒火,而是恐惧!”
美国《安斯凯顿研究室》首席研究员偌布斯·弗兰克评论:北韩战场上的中共军队,除了军事装备上不如美国联军,而其他无论斗志、勇气,都是美国难以想象的高……当时,中共军队可以说无论哪一支都可以在一块阵地,独挡一路盟军。而盟军除了美军以外,其他部队都是一触即溃。
一个西点军校教员评论说:要知道参加韩战的美军部队均非等闲之旅。美八军、陆战一师、骑一师都是美军中响当当的王牌军、常胜军。官兵又刚打过二次大战,富有实战经验。装备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并且拥有绝对的制空、制海权。除了第一次战役有措手不及的原因外,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借口可找。美军在韩战中一再失利,不但在战役初期遭受突袭时失利,在中后期的两军对垒攻防中也胜少败多。就只能得出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结论:装备占优的美军在战场上的作战表现不如中国军队。
前美国陆军将军麦克尔·艾伦说:只有傻瓜才选择中国作对手。
对于朝鲜战争的胜负,世界上有三种观点:
一种认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胜了。美国从南朝鲜东南角底端釜山,打到中国鸭绿江边,最后把战线维持在“三八线”。
一种认为以中国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用落后美军几代的武器装备,从鸭绿江边打到南朝鲜首都汉城,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美军是从鸭绿江边退到“三八线”以南。
一种认为交战双方打了个平手。朝鲜战争的从“三八线”开始到“三八线”结束,交战双方打了个平手。
美国有舆论称,美军向“三八线”以南的大溃退,是美国陆军史上一次“最大的失败”。美国《时代周刊》指出:“140000名南撤的美军,是美国军队的精华——他们是我们陆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这次失败——是美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失败……在朝鲜的这次失败是不能补救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称此为“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退却”。
西点军校评论:中美两军的战斗接触是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的,单从地理上讲,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必要歪曲和掩盖。中国军队在毛泽东的统率之下竟成了一群狮子。中国军队在韩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作为军人,我们自然是希望己方能获得胜利。但是作为一个客观论证的学者,我们以为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中国军队获胜都是合理的。不堪设想,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只能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一个西点军校教员说:……对我们美国军人来说,这两场战争的意义和意味都是完全不同的。越南战争是政治上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美国军队是在被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打仗。由于惧怕中国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17度线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终于打成了一场烂仗。最终只能撤出了事。而朝鲜战争则是完完全全的军事失败。一个世界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尤其是在对我们有利的大兵团野外攻防战而不是游击战的状况下失利,而且输得很惨。这是我们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疮疤。
长期以来,在美国民众心目中,朝鲜战争是不受欢迎的。因此,近十几年来一些外国学者,如美国著名的朝鲜战争史专家布鲁斯·卡明斯等以“鲜为人知的战争”、“被遗忘的战争”为研究著作的标题。
美国学者约瑟夫·格登在其很有影响的著作《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说:“在美国不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的一个:当它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共产党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中国则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的现代化军事力量。”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对朝鲜战争胜负的感慨最具有代表性:“这协定暂时停止了(我虔诚希望它永久终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我40年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中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次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在《清长之战》(长津湖之战)中评价道:英勇的志愿军,可能在后人看来不可思议。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场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
日本出版的《‘强大’的神话破灭了》一书中写道:“年轻的共和国同有100多年侵略史的美国及其联合势力较量,这本身就是奇迹。但更惊人的奇迹,是此后发生的美国每战每败,最后在中朝人民面前屈膝认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所受损失几乎等于4年太平洋战争中所受损失的2.3倍,美国‘强大’的神话,就这样被打破。”
一位日本教授感慨道:“1949年,你们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我们日本无人相信。看看你们中国人,100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几千个外国入侵者、一两万个外国入侵者就可以直入你们首都杀人放火,你们就得割地赔款。后来你们出兵朝鲜,把我吓一跳。你们把美国人从朝鲜半岛北面压到了南面,我才感觉中国与过去相比不一样了,看来中国人是真的站起来了。”
一位国民党老兵,家里是富农,土改时受了“迫害”,所以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后,因不受重用,又去了美国,在美国没有找到他理想中的世界,反而受尽白眼冷遇,就又去北美一些小国家做小生意。几年的海外漂泊,早已使他淡忘了国家的概念,祖国在他心目中似乎远没有一杯热咖啡有价值。
1953年的一天,他在北美的一个小国家坐公交车,一位当地人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先生,你是中国人吗?他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是。”那个当地人对着全车的人大声说:“看哪,这就是中国人!就在昨天,我们那个蛮横的邻居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佬就是被和这位先生一样的中国人打败的,我们面前就站着一位了不起的中国人!”于是,全车的人都起立鼓掌,并纷纷与老兵握手,向他表示祝贺。那一刻,老兵的内心世界被强烈震撼了,作为中国人而拥有的尊严使他热泪盈眶。
沉沉夜色笼罩着鸭绿江大桥。一辆苏制吉普车鸣着短短的喇叭声在桥上缓缓超越长长的行军序列,消失在朝鲜境内的暗夜之中……
连正在指挥部队紧张渡江的40军军长温玉成也不知道,车里坐的就是彭德怀。
一辆吉普车,一个参谋,一部电台,外加两名警卫员,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就这样先于大部队开赴前线。
这是1950年10月19日夜晚。此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正在距离战场1000多公里的日本东京“第一大厦”里,乐观地等待着11月23日的“感恩节”——这个被他自己确定的美国士兵得胜班师时刻的到来。
仁川登陆的成功,“联合国军”的势如破竹,眼看即将打到鸭绿江岸的似乎已不可逆转的战局,使眼前这场朝鲜战争,几乎成了麦克阿瑟展示个人军事天才的舞台。
有着“军神”之称的麦帅,甚至压根不担心中国军队的介入。就在10天前,他还在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信誓旦旦地对杜鲁门总统说:“我们已不再担心他们参战……如果中国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
麦克阿瑟的观点,代表着一大批美军将领的态度。刚刚从废墟上诞生的新中国钢产量不过60万吨,还不到美国的1/146,国民收入也仅为美国的1/16。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军总兵力44.4万余人,其中地面部队34.9万余人,海军5.6万余人,空军3.6万余人,投入各种作战飞机1100余架、舰艇200余艘。而中国陆军仍处在“小米加步枪”时代,全部车辆还不及美军一个军的装备数量;建立不到一年的空军尚不具备作战能力,海军连条像样的舰艇都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彭德怀对麦克阿瑟,看起来仿佛又是“一边倒”局势。
麦克阿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的“乐观谈话”发表后没有几天,彭德怀已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他的多国部队遭遇了。
彭德怀一度轻车深入到敌人后方,与敌人擦肩而过后又幸运地转了回来。当志愿军118师师长邓岳率部到达大榆洞——彭德怀的栖身所在地时,前线的炮声已清晰可闻。彭德怀当即命令邓岳率部跑步前进,在温井地区向敌人敞开志愿军入朝以来的第一个“口袋”。
邓岳请求留下一个团来担任警卫,彭德怀却只留下了一个连,并在后来的战斗中亲自指挥这个连摧毁了向他靠近的4辆美军坦克。
尽管所有的报告都显示:“可能是中国军队参战了!”但麦克阿瑟仍不相信中国军队敢出国参战。
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麦克阿瑟几乎成了一尊不可撼动的战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就是美国著名的“彩虹师”的师长,创记录的获得了7枚银星奖章。战后又成了“把西点军校带入现代军事时代”的西点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作为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官,在对日作战中功勋卓著。仁川登陆,更是令西方军界为他的军事天才折服。
出身军人世家、毕业于著名军校的美国“高富帅”麦克阿瑟显然忽视了出身农民家庭、仅上过几年私塾的中国“山里娃”彭德怀,也忽视了年轻的新中国和她的军队,忽视了这是一群虽然少有正规的军校经历却从不乏战争经历的人,更忽视了这是一支从来不畏惧任何强大对手的军队。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不愿意选择战争,但从来也不惧怕战争!
虽然迟于麦克阿瑟起步上战争舞台,但仅仅从战功上比,彭德怀丝毫不逊于这位“西方战神”。自从平江起义后率部登上井冈山,彭德怀成了毛泽东麾下的勇猛战将。他以关键时刻敢于“横刀立马”而著称,被毛泽东誉为“彭大将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年仅39岁的彭德怀已是八路军副总指挥。与麦克阿瑟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西点军校校长时一样的年龄。
麦克阿瑟傲慢与偏见,很快使自己吃到了苦头。
领先于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及时调整了作战方针,把阵地防御战改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个被国际军事界评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云山战斗激战三天,美陆军历史最悠久的王牌部队骑1师遭志愿军第39军重创,1800人被消灭。
“一个新对手确凿无疑地参战了!”直到这时,麦克阿瑟才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战壕的对面。
战斗结束后,被俘的骑8团参谋长十分不服气。“没有飞机轰炸,炮火准备,没有坦克冲击,班、排、连悄悄地靠过来就打,这算什么战术?”当他被告知这是“毛泽东战术”时,这位少校参谋长满脸惊愕。
惊愕来自与无知,更来自于轻视。即使是对于美军的高级将领们来说,“毛泽东战术”也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擅长“跳蛙战术”、“以诈制胜”和“抽薪断粮”的麦克阿瑟很快就领教了跟随毛泽东以游击战起家的“彭大将军”的厉害。
如同一幕精典戏剧,年轻的中国军队在异国作战,一出手便令全世界大吃一惊。在不期而遇的遭遇战中,志愿军13天歼敌1.5万余人,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当麦克阿瑟努力使自己相信出现在朝鲜的并非中国主力,并驱部继续北犯时,彭德怀的又一个圈套已经布好——那是一场战争史上少有的内外双重迂回部署。38军以1个师的兵力强行军150里,神奇地出现于敌后,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敌军溃逃的必经之路,使南线美军援兵在几乎看见北边被困美军后却仍无力援手。
12月6日,美军狼狈退却,第39军胜利收复平壤。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叹说,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连麦克阿瑟给杜鲁门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
“彭德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正面进攻和两侧迂回,善打近战、夜战,从不墨守成规的打法发挥了巨大威力。”军事历史专家徐焰说,志愿军官兵奋勇作战的精神,也给美军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甘岭战役,一场日后列入美国军事院校教科书的经典战役。尽管敌人向仅3.7平方公里的高地上倾泻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多枚炸弹,山头的岩石被整整削去两米,但阵地自始至终在志愿军手中。
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挖掘的坑道和交通壕分别长达1250公里和6240公里,如果把挖出的土石堆成宽、高各一米的长堤,可绕赤道一圈半。正是这些坑道与堑壕,使缺少飞机与坦克的志愿军顶住了美军一次次狂轰滥炸——美军在朝鲜半岛倾泻的弹药多达690万吨,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弹药消耗之最。
“彭德怀指挥的部队,就是用原子弹也不能全部消灭。”美国军事专家慨叹。
1951年4月11日,刚刚度过71岁生日的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匆匆解职。那双二战结束时曾在日本投降书上签过字的手,却无法签下朝鲜战争的胜利——尽管他在一周后的国会会前演说中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 但谁都知道,在与小他18岁的彭德怀的较量中,麦克阿瑟无可奈何地凋零了。
巴顿将军的搭档布雷德利评价说:“麦克阿瑟那神话般的尊严被损害了。赤色中国人愚弄了这位一贯正确的军事天才,麦克阿瑟现有的能力和力量根本斗不过在朝鲜的中国指挥官彭德怀。”
两年后的7月28日,“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被迫签了朝鲜停战协议:“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同一天,彭德怀在开城朝鲜停战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说了一句让整个世界从此记住的名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1955年,彭德怀在开国授衔中,名列十大元帅第二位,时年57岁。而11年前,麦克阿瑟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时,为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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